张优亮 现代信息产业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2210

翻开《国史大纲》的扉页，映入眼帘的是钱穆先生对读者的深切忠告。这篇引言，被当时的陈寅恪赞誉为“一篇大文章”。钱穆先生的学生、史学家余英时曾这样解释《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钱先生为何选择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撰写此书？因为他目睹抗战时期的中国，亟需一种共同的精神来回应为何不应投降、不应被侵略的迫切问题。”

这种温情与敬意，不仅是对历史的尊崇，更是对祖先的缅怀。缺乏这份温情与敬意，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便仅停留于知识层面，难以触及历史的精神内核。钱穆先生坚信，唯有以温情与敬意对待历史，方能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不会妄自菲薄，将当下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古人。

值得一提的是，《国史大纲》成书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这无疑给作者钱穆的创作环境带来了重重困难与挑战。因战乱频仍，钱穆一行从北京辗转至昆明避难，文献资料难以随身携带；加之当时用纸张稀缺，且钱穆离开学校，栖身于寺庙之中，专心致志于著述，写作条件极为苛刻。更甚者，面对战争的残酷现实，钱穆深感国家命运未卜，因此迫切希望尽快完成这部史学巨著。

在诸多不利条件下，钱穆采取了高度结构化的写作策略，以朝代为线索，系统梳理了自上古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历史。书中深入剖析了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变迁，而对于艺术、宗教、技术等领域的内容，则仅选取关键节点如“佛教传播”等进行简述，其余则略去或一带而过。因此，该书以“大纲”命名，旨在凸显其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特点。

为弥补《国史大纲》中的某些不足，钱穆后续创作了《中国文化导论》《中国文化精神》等著作。然而，正是这种“缺失”反而成就了《国史大纲》的独特魅力，使其在中国现代通史类书籍中独树一帜。

如今，当我们探讨《国史大纲》是否具备历史书籍的特质时，相信钱穆先生会深感欣慰。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孕育着无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尽管他们的事迹在“正史”中往往被帝王将相的光芒所掩盖，但他们的光辉却难以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正是他们共同铸就了中国的脊梁。这些英勇的先辈们将生命融入历史，共同书写了一部厚重的中华文明史。

钱穆在特殊时期主动承担起的社会责任，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对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内涵。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态度，更是一种深沉的责任与情怀。在抗战最危急的时刻，钱穆逃亡至云南偏远山村，在绝望中仍坚守信念，期盼即便中国不幸战败，也能留下这部史书，让后人铭记中国的历史与文明成就，激励他们复兴中华之心。

自1840年以来，古老的中国不断遭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内部普遍涌现出否定传统的思想与情绪。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反思趋于极端，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甚至有人提出全面废除汉字、全盘西化的主张。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古代中国描绘为两千多年黑暗专制统治下的封建国家，认为其思想停滞不前。钱穆通过对传统中国政治制度演化过程的深入研究，指出“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在他看来，古代中国绝非简单的帝王将相封建独裁，“那些一味指责古代中国专制黑暗的人，并非真正了解中国历史”。

钱穆先生进一步强调，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国民对历史的认识。只有当国民深入了解历史，才能形成共同的精神支柱，推动国家向前发展。否则，所谓的改进只是表面文章，无法触及国家发展的根本。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的初衷，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共同抵御外敌入侵。这既是钱穆先生作为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也是他用笔触唤醒国人对历史尊重与国家热爱的体现。他的这种态度，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对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不仅是一种历史观，更是一种厚重的责任与情怀。这种责任与情怀，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国家的热爱，更是对民族的担当。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应弘扬这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国家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国家繁荣昌盛。因此，让我们共同肩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以温情与敬意对待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