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梓仪 外国语学院德语2022

如果某天醒来，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会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倘若年仅三岁，便撞见长辈的不伦关系，你是否也会让身体就此停止生长？《铁皮鼓》中的奥斯卡正是如此——他“拒绝生长”，成为了一名侏儒。这一设定并非猎奇，而是“德国变形文学”中一则深刻的社会寓言：以身体的畸变映射社会的畸变，暗喻战后德国的集体罪责意识，展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变形”在文学中指的是实体彻底转变为另一种不可辨认的形态，其美学本质在于“通过外在形态的异变，揭示人性的扭曲、社会的异化或精神的分裂”。学者刘剑梅指出，其核心功能是探索“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人性深度”。从古罗马奥维德的《变形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庄周梦蝶》，变形手法贯穿东西文学史。而《铁皮鼓》，正是现代变形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代表作。

《铁皮鼓》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于1959年出版的小说，也是其“但泽三部曲”的开篇。格拉斯出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波兰卡舒贝人。这种复杂的民族背景，深刻影响了他对历史与社会的观察视角。他在创作中融合个人经历与民族记忆，试图通过奥斯卡的叙述，揭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社会的荒谬本质。

生长的变形：侏儒奥斯卡暗喻民族精神的停滞。

名叫奥斯卡的男孩，在三岁生日那天自己摔下地窖，从此停止生长。他敲着铁皮鼓经历二战，战争结束时被石子击中，身体重新开始生长，却成为一个鸡胸驼背的侏儒，继续以鼓为伴。这一变形绝非生理意外。刘剑梅认为，变形文学的核心在于“通过外在异变揭示社会异化”。学者李江山则进一步指出：侏儒化象征“德国人拥抱极权主义时的智性倒退”，整个民族集体陷入拒绝成熟的“道德侏儒症”。在我看来，奥斯卡的侏儒身躯是“经济停滞”与“政治幼稚化”的双重隐喻：他出生时“异常巨大的体型”象征1924年德国恶性通胀中的物价疯涨，而三岁后停止生长，则映射1929年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社会发育停滞”。

尖叫与鼓声：反抗与记忆的武器。

奥斯卡的“超能力”尖叫不仅是变形的艺术呈现，更是对纳粹政治的反抗。当他跑出玩具店，再次目睹母亲走进叔叔的公寓时，他发出尖叫，震碎了那一层楼的玻璃窗。这种能力被学者叶廷芳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真相武器”，象征被压抑者以非常规手段撕碎社会伪装的理性秩序。而鼓，则是奥斯卡对抗历史遗忘的武器，其声波承载着被压抑的集体记忆。电影中有一个经典片段：当军乐队演奏纳粹党歌《德意志高于一切》时，奥斯卡以2/4拍的鼓点强行切入军乐的4/4拍节奏，导致庄严的进行曲诡异地滑向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舞曲。这种变形正体现了当军乐试图统一思想时，鼓点以破碎的节拍重新唤回人性。

反思与局限：女性角色的符号化。

然而，人无完人，玉难无瑕，文学作品亦是如此。《铁皮鼓》中的女性角色多作为欲望对象或苦难符号存在：阿格内丝因无法承受道德撕裂而暴食生鱼中毒致死；玛丽亚从受害者沦为庸俗市民；祖母安娜的裙子是历史的庇护所，她本人却被抽空为空洞的符号。她们未被赋予如奥斯卡般的变形能动性，只是推动故事发展与人物成长的工具，折射出小说叙事中的性别盲区。若变形文学仅聚焦男性的精神困境，是否再现了父权话语对历史叙事的垄断？当女性继续充当苦难背景板，这样的历史批判在本质上仍是父权话语的延续。

阅读的启示：从“精神侏儒”到直面现实。

在反思之余，《铁皮鼓》也给予我深刻的启示。大二期间，我曾陷入一场如同奥斯卡般的“精神侏儒症”——面对德语专业的困难与家人的期待，我选择逃避，沉迷于虚拟游戏与社交媒体，用“数字铁皮鼓”构筑安全区，拒绝成长。如果说奥斯卡的侏儒化是“拒绝直面历史责任的隐喻”，那我则是在回避个人责任。直到在潘老师的文学课推荐下，我借阅了《铁皮鼓》。它如一记警钟，击碎了我的玻璃罩。阅读的影响在此刻具象化：它并未让我沉溺于虚幻，反而推动我“步入复杂现实”。正如格拉斯所言，记忆无法改变，而鼓声的停止才是成长的开始。

最后，我想说，阅读从不是功利地将文字立刻兑现。它如涓涓细流，不在乎是否被遗忘，而是让灵魂一遍遍接受洗涤，让某天沉睡在书页间的铅字倏然苏醒。